目次
弘扬教育家精神——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专栏（32）
陶亚兵 萧友梅指挥事考
萧友梅指挥乐友社乐队暨北京大学管弦乐队，举办系列音乐会、国民音乐会以及女高师和北京艺专音乐会，演出多部全本交响音乐作品，特别是首演了多部中国交响乐作品，成为中国近代指挥第一人，奏响了中国交响音乐指挥事业的最初乐章和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时代序曲，被誉为“中国新音乐的曙光”。萧友梅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开创指挥事业方面所经历的筚路蓝缕之艰辛与所作出的开启山林之贡献，亦值得梳理、研究并载入史册。
余亚飞 离散音乐视域中的冼星海
冼星海一生辗转五国九地，其复杂的人生经历不仅塑造出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赋予其音乐作品兼具流动性、杂糅性与多重文化特性。他在巴黎时期吸收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在延安时期将中国民间音乐融入革命叙事，在苏联时期通过交响化手法实现对中西、古今、多元文化的重构，形成了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音乐语言。冼星海对于“离散音乐家”的多重身份建构过程，既是推进中国新音乐发展的重要环节，又是全球现代语境下文化交流互鉴的典型范例。
马学文 贺绿汀早期中西融合音乐观念及其技术表达
贺绿汀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观念是“中西融合”。其早期的七首古诗词歌曲的创作，既不失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和调式特征，又沿用西方艺术歌曲的多声部写作技术，集中体现出了这种“中西融合”观念，进而形成其独特的技术表达：以和声终止式、调性转换、变化的织体、终止处附加六度音的音高组织技术、五声性和弦外音、打破常规和声进行等为主要技术特征的多声音乐技术。贺绿汀早期中西融合观念是普遍的，但在当时而言是具有前瞻性的，可视为早期中国作曲技术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最早尝试。
史若凡 钱仁康“西方音乐中的中国”研究的前瞻性和开创性
钱仁康是“西方音乐中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通过深入、严谨的文献举证，系统梳理和分析了中国民歌在西方音乐创作中的运用，纠正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史实错误；他还对与中国诗词相关的西方音乐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了翻译转换中意义的偏移和创造性“误读”现象。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他认识和把握住了西方认知中国音乐的阶段性演变规律，描述了跨文化的西方音乐创作从表面借鉴到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钱仁康建立的“文献考证—音乐分析—理论建构”研究范式，将历史学、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有机结合，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潘逸筱 陈铭志复调音乐理论及技术特征——纪念陈铭志百年诞辰
陈铭志是中国著名作曲家、复调音乐理论家，其理论研究与技术实践交相辉映，在现当代复调音乐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理论方面，他立足民间多声音乐特点，将西方复调理论与中国音乐语言和形式紧密结合，对复调思维与织体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技术方面，他与时俱进，积极探索五声性对位法，用精致的复调织体塑造鲜明的音乐形象。深入探讨陈铭志的复调理论及技术特征，有助于弘扬前辈优良学术传统，以推动当代复调音乐研究、创作与教学的创新发展。
历史·文化
池瑾璟 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美学的精神特质
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美学具有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与沉淀，承载着中国传统音乐、传统文化与哲学精神，诉诸对“美的创造”的重视、对艺术美的推崇、对自然美的追求；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之道乃生命之学、境界之学、陶养心性之学，其力图以“入乎其内”之功，求修养为先、气韵为本、天人合一为统摄的审美境界和“境生象外”的审美旨归；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的审美要旨就在于领悟“精气为物”的哲思，通达“民胞物与”的情怀，享受“清雅超逸”的心律。此乃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美学的精神特质。
杜朝晖、谢海涛 方以智《通雅》的音乐史料价值
《通雅》是明末学者方以智的雅学著作，其中的《乐曲》《乐舞》两卷考证有大量音乐名物，提供了丰富的音乐史料，阐释了诸多音乐问题，具有较高的音乐史料价值，也体现出方以智礼乐一体、诗乐一体的音乐思想。《通雅》关注音乐名物的历史演变，并使音乐史上一些固执一端的观点得以修正；《通雅》还从训诂学等角度出发，纠正了音乐史上的一些讹误。《通雅》中的《乐曲》《乐舞》曾作为音乐史料受到清人的重视并被广泛引用。
颜悦 从呼吁“保护”到倡导“教育传承”——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传承研究范式演进
在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关于中国音乐类非遗及其保护与传承的研究已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呈现出从呼吁“抢救性保护”到推动“活态传承”再到倡导“教育传承”的发展路径。其研究现状、热点议题表明：尽管“教育传承”不过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权宜之计，但已成为研究者的学术共识。其研究范式的演进为理论构建出了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在方法上实现了跨学科融合，也为“非遗进校园”等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作为中国音乐类非遗及其保护与传承研究共识的“教育传承”，其为构建非遗教育传承体系及开辟实践路径、完善评估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为实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玥、王庆沅 三峡地区巴楚“悲苦”音调之探赜——以“兴山特性三度民歌”为例
“兴山特性三度民歌”及其在巴楚地区的流变形态，是探究南北民歌音调交融与分化历史的重要活态标本。该民歌体系中特有的“兴山特性三度音程”，不仅是作为巴楚音调“乐魂”的关键特征，而且是形成其“悲苦”音调及其深沉悲苦情感色彩的根源，同时也是理解和解读历史上南北民歌互动与演变的重要线索。
王臻 瀛洲古调派琵琶：乐谱指令性、诠释性与技法对应关系
瀛洲古调派琵琶作为中国琵琶艺术的重要流派，先后经由沈肇州、徐立孙、曹安和、樊少云等人的赓续与发展，其乐谱在20世纪的传承主线清晰。在此脉络下，其乐谱的指令性逐步演变为对演奏风格的系统规约；而其诠释性则依托节奏、音色提示与意境标记等要素，既为演奏者保留了诠释空间，又为琵琶家个人演奏风格的塑造指明了方向。该流派的传承体现出鲜明的“守正”传统，其独具特色的记谱体系为中国音乐表演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
陆笑姿 当代琴途：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于当代中国琴文化发展的思考
琴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和社会变迁，琴文化也面临挑战，并经受既要坚守传统又要推动发展的双重考验。如何在保持传统底色的同时推动琴文化的当代发展？一方面是要推动琴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作出基于古琴音乐的现代音乐作品，使琴文化基因在当代音乐文化中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则要推动琴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为琴文化注入新的动力，不断创作出新的琴曲，并以新的样式、语言和风格满足当代文化建设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乃当代中国琴文化的发展之途。
王美懿 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的百年发展与转型
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作为意识形态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动态结合，随着传媒的不断发展，经历了从社会动员工具到记录历史与文化载体的百年发展与转型。早期红色音乐传播多为基于歌咏的口头传播，红色音乐的价值与情感传递直接而有力；数字时代的红色音乐传播虽然更为快捷，但其历史的厚重感与仪式感被淡化。传媒的发展一方面带来红色音乐传播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价值阐释的参差不齐与“反本质主义”倾向。红色音乐传播在充分依赖现代表达方式与传媒手段的同时，需保持其革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
陈筱悦、宁艺轩 常留柱民族声乐艺术探微
常留柱是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与声乐教育家。他长达二十载扎根西藏的赤诚坚守和对民族声乐的毕生探索，既是其个人独特的艺术人生，又是特定历史时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方针的生动案例。其演唱与教学融合了美声唱法与藏族歌唱技巧，故而独树一帜。他通过收集、整理大量藏族民歌并创编了一批藏族风格歌曲，为藏族音乐的传承、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声乐教学极富特色，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民族声乐人才。常留柱的艺术生涯推动了汉藏音乐文化的交融，可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实践。
分析·研究
塔季亚娜·伊万诺夫娜·纳乌缅科，王旭青 译、彭程 校 1991年以来俄罗斯音乐学研究的学术动态与主要趋势
1991年以来的俄罗斯音乐学研究中，俄罗斯当代音乐尤其是先锋派音乐，以及作曲技法、宗教音乐、流亡作曲家等的音乐，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而对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作曲学派研究则显得零散；对苏联时期得到充分研究的西方音乐、19世纪、20世纪俄罗斯音乐则进行了重新评估。苏联时期音乐学观念的解构，不仅重塑了研究对象，而且影响了音乐学研究方法。当代俄罗斯的音乐学，整体上呈现出过渡性、自发性和一定的规律性，部分领域的研究存在不足或过剩，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教育及学术领域政策变动的结果。
伊琳娜·彼得罗芙娜·苏西德科、帕维尔·瓦列里耶维奇·卢茨克，严逸澄 译 肖斯塔科维奇配器中的对话写作：具有歌剧特质的交响曲
肖斯塔科维奇《A大调第十五交响曲》柔板乐章主要“段落”及其“回归”具有众赞歌、朗诵调、坎蒂莱纳等声乐体裁的影子；由特定音色扮演“主角”的器乐独奏与乐队的对比，构成了不同的“歌剧”场景；该乐章像格鲁克、贝多芬、巴托克等作曲家的作品一样，呈现出不同元素的交融与相互影响，其中配器手段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肖斯塔科维奇将配器法视为音乐作品建构中的关键性表现手段，且配器手法承袭歌剧中的对话，打破了传统器乐形式的桎梏，赋予乐思发展的自由。
白 冰 后现代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王羽佳钢琴演奏风格
王羽佳的钢琴演奏追求具有力量与激情的“阳性”表现力，同时也具有柔美、细腻的“阴性”特征。她拥有精湛的钢琴演奏技巧与表现力，通过运用不同的触键、发力方式表达她内心世界中对音乐美的追求。作为一名现代女性，她的演奏有意或无意地展现出突破传统“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通过其不同触键方式获得的“阳性”声音与“阴性”声音，展现出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钢琴风格。
阮春黎 跨域·解码·重构：“咽音”歌唱技术东传及跨学科体系生成
意大利歌唱家博纳维塔的东迁，为“美声”技术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林俊卿因具有医学和歌唱家的多学科背景，突破了学科边界，通过解剖学、声学实验与艺术实践深度融合，成功解码传统“秘方”，构建出融通西方“美声”与中国传统戏曲演唱理念的“咽音”科学体系；在新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与“科学化”语境中，上海声乐研究所将该体系从个体经验跃升为“临床—教学—科研”三位一体的学科范式，为中国声乐现代化注入科学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