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中国作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专栏（31）
贾达群 中国作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方略——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及其自主性标定
中国作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得益于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构建。“五声性十二音场”“润腔音响组织”“结构对位理论”等本土原创作曲技术理论概念及其理论价值与生成逻辑，在历史谱系、技术逻辑、术语结构、理论范式、跨界融合与实践验证等维度，揭示了中国作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特征与内在机制。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仅体现出对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译，也构成对既有西方理论框架的结构性回应；其不仅推动音乐理论体系由“输入型”向“输出型”的范式转型，亦为全球音乐知识结构的多元共建提供了中国路径。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是构建中国作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范晓峰、吴子吟 中国当代作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思路、基本范式与哲学阐释
中国当代作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正以百年发展历史积淀为基础、以作曲家与音乐家共同彰显文化主体性为动力、以新时代音乐文化自主话语体系建设为目标而不断推进；面对当下作曲理论所面临新思维、新知识、新变化、新突破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必须摆脱“西方音乐中心论”的“路径依赖”，重塑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并创新自主知识体系，进而在“本体论自主”“方法论自主”“话语体系自主”“价值论自主”四个方面建构其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将音高组织范式、节奏节拍范式、音色音响范式、结构形态范式作为作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基本范式，在观念和实践上形成多元互鉴、多元发展、多元共享的学术氛围；同时还应以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哲学观为引领，集技术理论、分析理论、跨学科理论三者之合力，探索中国当代作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品格与文化特色。当前，在世界文化、人类文明发展格局不断调整和重塑的态势下，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就要用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既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以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华文化智慧和力量。
朱源 映射程序中的创生之道：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的一种形塑逻辑
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形式分析长期借鉴西方传统形式分析策略。这种作品分析范式主要聚焦技法识别与材料划分，以此强调作品的静态结构，却弱化对音乐形式塑造之深层逻辑及其本土哲学基因的考察。因此，立足主体文化基点，批判性接纳外来技术工具并进行适配性整合，形成兼具自身文化属性与底层逻辑的音乐分析策略。这既是解析当代本土作品内在形式逻辑的学理诉求，亦符合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方法论创新性的要求。若以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中的“创生观”分析中国当代音乐作品，就可发现其映射现象中的音乐生发秩序，进而明晰音乐形式文本中内蕴的形塑逻辑与文化基因。
刘娟 古琴风格钢琴曲：技术本位与音色表达的融合
在古琴风格钢琴曲创作中，创造性运用现代作曲技术来寻找新的音乐音响，并立足传统体现审美趣味、创新音乐表现形态，将发掘琴乐内涵作为演奏、创作活动的要旨，进而呈现琴乐形态、音响特征与韵致，最终在钢琴曲中展现“中国性”意蕴，体现琴乐文化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曲家正是基于琴乐的听觉立体感与审美空间感，实现演奏技术本位与音响表达的融合，完成从技术到艺术的跃升，进而为中国钢琴音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文化积淀。
陈卫平 中国当代弦乐创作对中国传统琴乐的利用
在中国当代弦乐创作中，作曲家们选择琴曲音调并提取其特性音程用作“主题性材料”进而建构作品的“音高组织”，将琴曲“音色－音响”的变化与对比以及“音色性手法”、琴曲“板式－变速结构”原则用于作品的音色与结构设计。这作为一种现代音乐创作实践，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涉及的技术性因素，如“主题性材料”的运用、“音色性手法”以及“板式－变速结构”原则，既来自中国传统琴乐，又能在西方现代音乐中找到其注脚，故可作为构建“中国弦乐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作曲技术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切入点，进而成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技术理论范畴。
历史·文化
肖阳、闫彭百合 抗战时期上音人的爱国主义音乐创作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中，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以其极大的爱国热忱，成为抗战音乐洪流中一支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从早期爱国主义歌曲创作到战时音乐教育的坚守与转向，从脱颖而出的学院派抗战歌曲到永不磨灭的红色经典抗战音乐，上音人用音乐表达了拳拳爱国之心，传递出浓浓爱国之情，诠释了国家情怀、社会担当、专业精神和文化自觉。
冯磊 抗战时期钱仁康文论和音乐作品中的救亡意识
钱仁康在“五卅”爱国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中逐渐形成的救亡意识既反映在其全面抗战时期的文论中，又反映在其同时期的音乐作品中。这种救亡意识就是钱仁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身处乱世、目睹山河破碎、民众危难之时以笔为戈的觉醒与抗争、坚守与诉求。
韩斌 廖昌永与上音中国艺术歌曲教学、表演与国际传播
中国艺术歌曲是中国新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艺术歌曲的摇篮。廖昌永作为国内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其一直致力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中国艺术歌曲教学和表演体系构建，致力于中国艺术歌曲的国际传播，为推动中国艺术歌曲创作、表演、教学、传播的创新发展和中国艺术歌曲演唱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克俭、周浩宁 发现卡本德：一位“美国艺匠”的音乐生命史
卡本德是一位驰骋于乐商两界的两栖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芝加哥企业家，更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作曲家之一，为美国民族乐派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卡本德音乐创作的生命轨迹呈现出从模仿移植德国古典、浪漫乐派，到探索具有美国民族特色音乐学派的演进历程，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美国严肃音乐创作从形式移植模仿到乐派自立独创过程的一个缩影。
金桥 任光与铜锣合唱团
任光是中国近现代的杰出音乐家，1939年至1940年间前往新加坡从事音乐活动。在他的倡导下，狮城成立了“星洲合唱团”与“铜锣合唱团”，合唱团先后录制了《新中国歌声》等一批抗战歌曲唱片，成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延伸海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任光回国后，合唱团仍坚持音乐活动，并涌现出叶立天、杨励等词曲作者，南洋本土的华文歌曲创作由此起步。聚焦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可见中国近代音乐在南洋地区的影响与流变。
分析·研究
张天鹰 曲牌何以为系统：基于结构主义与系统论的多维阐释
曲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核心元素，具有“细胞”的意义。曲牌音乐从本体到价值的实现过程即元素到系统的逻辑生成过程。单曲、套曲及多层次的嵌套共同构筑曲牌系统的结构要素；共用、联结与集曲的思维模式体现曲牌系统生成的内在逻辑；元素的分工和情境的表现共同构成其结构内外部的功能指向；多元的价值形式与抽象的精神内涵揭示其在文化传承与表达中的价值与意义建构。立足整体，全面认知曲牌系统、梳理辨析其结构层次，对“曲牌学”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
李珂 中国当代室内歌剧的戏剧特征考察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中国室内歌剧的戏剧特征在不同维度体现出解构与重构的“往返运动”。其戏剧文本的主题往往极具批判性与哲思性，通过对传统民族文化或文学经典的反思与延展，建构新的意义、引发新的思考。其叙事方式注重间离效果，强调“消解”而意在“批判”；戏剧结构追求打破线性叙事，不仅文本组织呈现出意识流风格，舞台呈现亦因导演意识的强化而突破常规的时空限制。从微观角度来看，模糊与拼贴是当代室内歌剧创作的典型手段，音乐、文本与舞台制作均借此实现艺术作品自身的解构，并以崭新的组合序列传达当代思维对传统的多维解读。
靳子玄 宏观历史叙事逻辑下的音乐符号体系
在宏观历史叙事的视角下，记谱法产生于满足人对音乐信息进行沟通和记忆的需求中。在史实资料中可以看到两种形式的记谱法：口传记谱法和符号记谱法，两者以传递记录信息所借助的不同媒介为区分，前者用“肢体语言”，后者用“抽象符号”。符号记谱法因其形式上的纯粹性与系统的自洽性，在历史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并历经了从文字符号到图像符号的范式转型。其标记对象主要分为两类：源于演奏者身体的演奏法标记和指向声音客体本身的声音属性标记。后者的符号形式与结构逻辑，深度参与并形塑了人们对音乐的认知模式与思维建构。这种声音的符号化标记，本质上是一个将流动的听觉经验客体化、对象化的认知过程。发展至五线谱阶段，其作为一种高度结构化、系统化的音乐语言与符号工具所展现出的优势在于：在本体论层面完成音乐客体化之后，于认识论层面，为主体的人逆向地理解与把握音乐本体，降低了认知障碍与思维局限。
姜之国 宏观世界微观化与微观世界宏观化——从多声音乐思维模式的历史演进看当代音乐发展趋势
多声音乐纵向音响的生成逻辑及其历史轨迹呈现出单声思维、多声思维、音响思维三种核心思维模式。单声思维以单音为中心，通过“音色－空间－微分音”等纵向参数持续深化；多声思维经历了从平行奥尔加农到20世纪微复调“多线条－多中心”的扩张之路；音响思维则旨在取消主要音，以无中心的整体音响作为基本单元的多声思维。当代音乐创作中已将三种思维模式叠加形成复合思维，呈现出宏观世界微观化与微观世界宏观化的两极趋势，保持“时空尺度折叠、多维层级对位、无中心音响复合体、量子叠加态共存”四条路径。着眼未来，作曲家将进一步从“写作音乐”转向“设计并实施主导性的创－听思维”，并在技术、思维与审美的三重博弈中持续重塑创作者与听众双方联动的感知方式。
刘灏 人工智能音乐疗愈的理论实践
人工智能音乐疗愈是音乐学、人工智能与临床医学交叉的新兴领域。它基于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核心机制发挥作用，其技术应用已从早期的音乐推荐演进到基于深度学习的个性化音乐生成与声景疗愈。人工智能音乐疗愈的核心优势体现在个性化、动态调整、普及性、实时性和可评价性，在神经康复与心理干预等领域具有巨大应用潜力。该领域未来发展需解决评估标准化、隐私保护等挑战，在跨学科融合中兼顾科技精准与人文关怀。
苏杭、王子媛、唐哲 中国钢琴家在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中的突破路径
中国钢琴家在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中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要想在比赛中进一步有所突破，应当将深厚的文化理解转化为整体性的音乐处理而非局部点缀；从被动迎合评审标准转向主动建构阐释框架；将数字传播从压力源转变为建立艺术身份的契机。当技术可靠性与可识别的艺术身份有机结合，中国钢琴家将有更多机会在激烈的国际赛场上脱颖而出，真正打动评委并征服观众。
魏雨薇、邵鹏 “Developing Variation”：词源追溯、技术特征与术语中译
“Developing Variation”在汉语语境中长期被泛称为“展开性变奏”，这一表述与变奏曲式、展开部等曲式术语在语义上存在重叠，从而遮蔽了其技术实质。通过回返勋伯格德文原著语境，对该词的词根含义、英译历史以及在勃拉姆斯、贝多芬、勋伯格作品中的技术呈现进行分析，揭示出其以“单一基本型”持续渗透、裂变衍生的贯穿机制，并提出“贯穿性发展”这一译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