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在勇在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
研究院2017年度工作研讨会上的致辞
（2016年12月28日）
各位尊敬的专家，大家好！
临近年底，百忙之中，各位专家的到来是对“高研院”工作的支持，也是对上音的一种信心。正是对中国音乐体系建设的热望，让我们坐到了一起，我也觉得很振奋。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想法，一个是我们究竟为何要搞这个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我们最终想实现什么？我们分阶段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2016年5月9日正式挂牌成立的，当时考虑了赵季平老师等一些专家的时间安排。5月8日，我在代表全国院校向浙江音乐学院成立大会致辞的时候，也把“高研院”做了介绍。10月9日，在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也宣传“高研院”的情况。说实在话，在校内，在我们内部，就“高研院”成立的这样一个设想是没有经过很充分的沟通和讨论的，至少我没有向大家做过汇报。
上海音乐学院有着非常光荣的历史，建校九十年，确实很了不得。但怎么把这样一种很了不起真正放到历史当中使之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是否想过还要为她垫什么样的砖头？戴什么样的帽子？真正实现她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这在以前可能不用考虑，因为大家都是初创阶段的时候。在今天这样的一种面向世界、一个日益文化繁荣的中国，建立在传统学科布局上，像一个个生产车间一样，像五十年代的苏联式的钢铁学院、航空学院这样一种架构组成的各个系科的组织架构，实际上已经不大符合高级人才培养的规律，不大符合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成长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怎么样让我们的学科具有很大的目标指向、能够形成整体性的一种学术实力，并且在人才培养当中能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手段去实现我们目标？那就是在中国现有的高等专业学校，也不仅是我们音乐艺术类院校所严重欠缺的问题。就这个方面的机制，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地借用一种机制有所突破，不是替代性的关系，它是一种新生长点，新的给出我们机遇的机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凡是顶级一流的大学，都有体现其综合性导向的、以本学科领域或者大的学术领域里面重大问题作为自己突击主攻方向的多学科的整合。目标非常清楚，我们学校既然有那种精细划分，在每一个细分领域里的钻研和进取，可是越细分领域越无从比较，在如何实现一种话语权与总体实力上，除了细分领域里面的话语权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在整体上对这个学科有引领性。各个高校都有一个道路，名称可以各种各样，其中有一种就叫“高研院”，它基本上是原有学科中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带枪入伙，问题导向，解决重大的协同攻关问题。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科技界、教育界包括产学研结合、协同创新，包括我们的上海音乐艺术发展中心，不管是以何种名目出现，背后就是怎么样以问题为导向，奔向一个更大的协同创新。
我们这样的一个学校，责无旁贷！你自身的问题，自身数十年不变的学科架构、课程方式、这样的一种培养体系，所代表的传统在未来怎样变成一种新的引领性的传统，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办法。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像我们这样层次的一个学校，在这样一个艺术和文化的领域里真正有雄心、有基础也有可能性地做一点重大业绩和工作，必须在恰当的时机进入一个新的出发阵地和领域。这是问题的关键。
“高研院”成立之初，有同志问，我们是成立一个研究所吗？成立一个跟我们音乐学系当中和传统音乐相关的内容的研究所吗？我们在探索一个新的机制，它在不破坏我们现有架构下，找到新的生长点。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这里。那么究竟为何叫做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呢？中国音乐学院也在探索同样的方向，说明大家有共识，这样的共识会越来越清晰。西安最近成立了由陕西省政府投巨资成立的“一带一路音乐文化高等研究院”，它说明我们经历了近三百年的近代现代世界音乐的发展，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当代中国音乐实践和音乐高等教育，你会发现我们基本上把音乐的理解已经窄化成一种经验的描述。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些音乐历史的经验，从理论到表演的经验，这些经验过的事实，来描述音乐这件事情。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真正去描述那个大的命题的并不是我们以往的所谓获得主流话语权的那些经验，伟大的突破都在于结构性的突破，当你眼光一放开。最近一说到世界音乐好像，无非就是非洲鼓；一说民族音乐，好像就是山沟沟里的东西。不是。从这里面，从音乐经验的角度来说那些东西的技巧达到了没有？经典性的作品有没有那么多？肯定没法比，但是它告诉了你一个事实，就是你可以对这个大命题大概念再做一次全面深度的扫描和思考——它还有什么可能性？它的未来性在哪里？所以，这样来看，整个世界一定包含了还有我们没有探索清楚的音乐经验。
在金铁霖先生讲座那天，我顺便说了一个意思。我说如果我们读古文的话，你们是唱歌，都是民族声乐，也形成了金式风格。读古文就知道，孔子与人歌而善，听到人家唱得好，别人讴得好，他就要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我问你，讴是怎么唱。你今天从声乐角度把讴唱给我听听看，什么样情况下叫讴，什么情况下叫唱？古人中还有啸，我问问从声乐的角度说，以人体作为乐器的声乐，我年轻的时候很幸运读过一篇叫做《啸考》，一位大学者，死了一百年了，他考过从古到今人是怎么啸的。你想想看，就这一个唱的发声就有很多奥妙，它所表达的情感，艺术从这一点来说是无止尽的。你可以充分探索人类艺术的经验。你想知道中国的音乐也好，世界的音乐也好，最为重要的是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文化，以什么样的审美，以什么样的情感，从生活到情感到文化到审美，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究竟可以提供给你什么样的艺术的和音乐的经验。我们未来大概也是这样一种状况，甚至于我们的身体也在进化之中，我们的乐器也在变化之中，如果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去研究音乐，这大概就是我们要在现有的音乐研究和表演架构下进行一些开放式的，更加富有雄心的探索。
上音成立了“高研院”，它可能说面向三十年，五十年的未来。往近了说，“高研院”一定是有一些目标的，一些可实现的途径。为什么我们要用“贺绿汀”来命名呢？当初我们还是做了一些讨论的。首先只要用“贺绿汀”三个字，上音的旗帜就很鲜明。但实质含义是说，从贺老那个时代开始他们已经很自觉有意识地在做了。以贺老名字命名的中国音乐“高研院”，它不是狭隘地为了在当下，区别于西方，甚至是为了独立于世界去自标为中国音乐。中国音乐体系是为了自标于或者自外于、自隔于西方，我要标榜我是独立的体系，我要自外于这个世界，不是这回儿事。全世界的人对艺术对文化的理解，反映在音乐之中，难道不是很体现人类的很重要的对音乐理解吗？中国人喜欢的东西，中国情感表达的形式，中国的技术手段，中国的物质材料，所以，要有信心。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音乐的时候，我们的目标绝对不是狭隘定性的与民乐有关的东西，而是在标明一种音乐宏观研究中的中国风格、中国历史、中国目标、中国气派，本质是一个宏大的事情。
西方的一些好的大学，已经变得非常有趣了。比如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大学的院系几乎都已经变成了一个个项目小组。法文翻译过来叫做“簇”。一簇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尽管非常小的团体，但我认为就是有一级学科背景的深刻的有真正存在价值的三级学科和四级学科。“簇”就是有竞争力的，有实力能够独立存在的三级、四级学科。当学校都变成这样一个一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项目小组时，它是怎么组合的？它就是以我刚才讲的“高研院”的宏大的目标，一个综合的目标来重新组合的。我们上音要真正实现对世界未来的音乐教育有引领性的未来，必须让自己每一个具体的研究点是真正有存在价值的，是真正代表了这个点上的一流水平。如果这个一流的水平要变成一个有切切实实含金量的东西，它的组合方式，不是一种法定的学科化的所谓学理存在，而是真正在互相之间，在社会对我们的一个更大的交互当中，体现我们的价值。“高研院”要解决的是这样的问题。谁能够进“高研院”，谁不能进“高研院”，我认为理论上我们在座所有人都有资格进“高研院”，但是目前来说，在我们推动它短期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一定是要在若干方向，有几个交互。首先，内部的交互体现更好的空前深度的合作。过去系里各种各样交叉学科的，表演类的有没有？当然有，但深化了吗？从一次尝试变成了一次经验的积累了吗？变成了一次成果的转化了吗？变成了阶梯式发展的一步了吗？这在过去是不够的，唯有在“高研院”的架构下，它本身一旦设立了方向后，持续地进行关注和投入，包括进行考核，包括以“高研院”名义的对外交互关系，你才有一种持续的推动。
“高研院”在现有条件下能做什么事？我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目前来说，树立研究院形象的就是迅速地把中国音乐体系的问题回答清楚。怎么回答清楚呢？恐怕就要很系统地在我们现在的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音乐史研究、乐器研究、音乐创作，也包括民族声乐，这样一些众多领域里，形成一种态势，不仅仅是证明我们已有的东西，而是在已有的东西之外证明可能的东西。大概第一步就是做这件事情。建民老师今天也在，我最想说的是，我们经常在证明这些是我们民乐系的，有没有一个理由告诉我这不是民乐系的。我们这次的中国音乐就是要打破一个原有的闭合的模式，从音乐经验当中通向一个古今和世界的更大的范围。这个研究领域里，我想我们能不能有意识地把我们在创作上的作曲家已有的意识朝向中国音乐的方向前行。我们要有一种前无古人的重新定义中国音乐的勇气。与我们上音歌剧院配套的声歌系和歌剧团的关系，管弦系和管弦乐团的关系，民乐系和民族乐团的关系，都是要去重新认知的。上音绝不做上海民族乐团第二，或者我比民族乐团好，就算是好，也是一样的东西。我们应该是有一种全新的，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创造一些全新的，真正符合音乐艺术规律的东西。当然，这不是今天的话题，这是学校未来怎么组织，怎么发展的一个思路。现在可做的，我认为民乐系可以去很好地探索在这个方向上能够向世界提供中国音乐新经验的，向中国目前民族音乐的教学和表演这些注入全新思考和行动的，我们就把它认为是中国音乐“高研院”必须、必然、必定会支持的项目。
在理论这一块来看，我们现在音乐学系的理论研究，大多还是在西方音乐的各种分析当中，具体的演出、分析，当代作品的分析。比较可贵的是，在音乐学系当中还是有一些比较有独立风格的东西，我讲的不一定很全面。我想说，你们代表的方向是很值得把它作为我们未来突破对中国音乐或者对音乐本身理解的重要方向，成果将不断地以新的经验的方式出现。还有我最关心的，特别是古谱研究到了一个必须给我们给音乐圈子之外一个重大成果的时刻了，你要敢给自己设定一个挑战目标。古谱研究到现在，莫衷一是，我认为，天下有很多天书是可以莫衷一是的。乐谱是有谱的，至少对自身来说是合逻辑圆满的，哪怕是我们记得不一样，我们的记号体系不一样，但自身一定是合逻辑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古谱学研究一定可以获得突破。“高研院”架构下有非遗研究中心，有古谱研究中心，有特殊民族音乐、世界音乐不断的有计划的产出积累性的成果，研究性的成果和带有革命性的成果，它就自然会形成上音超越过去教学和研究水平的一个新的面貌出现。
从声乐的角度看也是大有文章可做。我记得周先生在世的时候，说了一句特别妙的话：什么美声，民声，就是好听的声音嘛。多好的一句话，我们如果能对这样一个领域做一个完整的中国声乐系统的研究，甚至对当代中国声乐进行探索，大家也有很多话说，现在已经形成了某种流派风格，问题是要打开、要把一个学术平台建立起来。我很愿意，能在里面做一个《中国声乐》，做一份以书代刊。建议每一位老师在“高研院”和系里面要有一种区分，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完成一份学术积累，都能够把它变成，如果学科强大可以以书代刊。每年就出一本，两本，三本，四本刊物，能出到四本，工作太有成效了。一年一本，三年五载下来也不得了。在学术的领域里就获得了一种高端话语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吸收全国的力量进来。我想具体的例子可以举一点，在每一个领域里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大的对未来音乐建设的高度，站在一个襟怀很大的高度。“高研院”在上音，中国音乐研究是我们大家的事情，是世界性的事情，更是全国学者专家甚至是青年人的事情。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辈分，没有什么领域，没有什么先天的什么，只有一条，学术成果。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每做一项工作，有目标，有考核，有成果。“高研院”的特点就是这样。我也觉得我们这个事情有这么多。今天最后要讲到各位先生，明年春天一起来做，我们是有考虑的。就作曲家来说，舒亚就写过很多中国风格的，绝不能贴标签说他就是西洋的。我希望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成为上音不断产生高端成果的工作母机，所以它是没有界限的，尤其是在其他地方不能探索的学术领域，就在这里探索。艺术的东西，尽量不要分家。当艺术的各个门类综合性地去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音乐的灵魂性作用，音乐的引领性作用，音乐的那种核心地位是最强的。所以我们在上海，把我们自己和大家分开的时候，我们就与人家并列了，当我们想和人家结合的时候，人们就一定把上音放在前面，音乐的引领性作用会非常凸显。它的东西不灵，就是音乐核心不灵。舞也跳不好，戏也演不好，所以，对上音来说怎样很好地发展我们的音乐戏剧舞蹈，把我们的这个学科也搞起来。今天我们把王景彬导演也请过来，他有很多歌剧方面的经验。歌剧有人说是一个历史的形态，我觉得，京剧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形态，它不是当代的大众化的存在，话说回来，一种历史性的经典存在里，包含了多重的艺术要素，值得我们反复玩味，浴火重生。现实来说，上音竖起旗帜把歌剧好好做一做的话，多培养一些人才。今天，来了很多人，包括职能部门，外事，人事的，我想说的就是把它看作创造上音，创造中国音乐经典的新的可能性的大平台。只要能把成果积累出来，把影响做出来，对后辈的人开拓空间有所带动，“高研院”就成功了。今天计划看看，能不能大家一起努力把计划变成一个个有年度计划，有阶段目标，有投入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这个会是想听各位专家在一个新的共识的基础上去形成一个学校明年突破性的标志性成功的预测会，一个计划会。谢谢大家。
（原静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