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从事民族音乐理论工作的，至今仍然记得当年我的老师对我们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干我们这一行是很幸福的。”还有一句是：“我们这个专业是常被人看不起的。”这两句话我记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的事业路程中不断地被提醒、深化理解。所谓“幸福”，我体会，主要有三点：1、我们的事业是和广大的中国老百姓共命运、同悲欢的，是最接近、有着血肉联系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情感特点、表达方式特点紧相联系的。“真美在民间”，民间文艺“自然天成”，有着最纯净、最自然的中国式的“美”。我们的事业扎根于人民，最直接地道出人民心里要说的话。所以，搞我们这个专业是幸福的。2、我们的事业有着非常广阔的领域，非常丰富的内涵。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深厚的传统、丰厚的遗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这在当今世界上是非常突出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我们更应该将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发扬光大，为全人类文化做出贡献。3、我们的事业目前尚处于初创时期，在我们面前有一大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需要投入更多、更加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今天，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实地采集工作，祖先们积累的理论，还需要很好地消化、鉴别、与今日艺术实际相联系。我们的学科，好比是在建造大厦时做挖土、打地基的工作。人家的理论有的已有几百年的积累，有的在国外已经有了很多成果，很成熟了。他们的工作好比在已经建成的大厦里装修、打扫，或改建、扩建。所以，看起来我们会满身是污泥、满脸汗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的工作更需要有创造性，开拓精神，因而更有价值，我们的“幸福”是在这开拓性工作的过程中。因为这三点，我感到我们的事业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业。第二句话是：“我们这个专业是常被人看不起的”。所谓“看不起”，主要是说由于当时（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这个学科建设刚刚起步，理论还不够成熟，实践积累还不够，学识还未成系统，特别是在某些盲目崇洋者的心里，“学问”总好像不如人家搞西洋音乐的。这个问题，由于同行们的努力，在近几十年来我们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祖国的强盛、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和对国外相关学术的借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看法，现在好像仍在某些方面潜在一些人的内心里，总觉得我们自己的东西不如外国的，一切唯西方的为高。几年前我看到“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上批评一种叫作“西强我弱”的说法：“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在我们这里，搞“民”的是土包子，搞“洋”的总要高一层。国外留学、比赛得奖，总比只在国内学习、比赛得奖的要高（民族音乐没有国际比赛）。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音乐文化都各有特点，各有所长，本来难论高下。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我们要吸收人家好的东西，但这吸收是为了更好地将“我”发扬光大，在世界上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2004年北京开的一个“文化高峰论坛”（有季羡林、任继愈、许嘉璐等二十几位权威共同发起的）中提出：“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什么是“先进文化”？有人以为先进文化就是强势经济、强势政治、甚至强势军事拥有者的国家（民族）的文化，其实不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才是“先进文化”的完整表述。中央还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也非常重要。所谓“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地认识到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性，认识到文化作为社会经济重要支撑的重要性，认识并主动按照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创新、前进。全会还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着眼于提高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来进行文化建设，共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也离不开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实际上，这是中央为我们这个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事业直接作了战略定位，历史定位，民族定位。由此，也更使我们感到，我们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要把“看不起”的声音当作压力，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担子更重了，任务更重要、更艰巨了。 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音乐人类学”应该携手并进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是共同的，目的也是共同的，因此，最后是必定会殊途同归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二者所形成、发展的文化背景不同，造成了两个学科的思路、方法、侧重点和具体研究内容等都很不相同的情况，所以目前还难以完全合而为一。应该说，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是一种偏重于“主观”的研究，是着重于对自己民族音乐的研究。我们的长处是在对自己民族音乐本体及其内在规律的研究比较深。音乐的真谛在于对人的精神本质的表现，而各种各样的“人”既有共同的一面，又有民族、时代、阶级、阶层等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山口修说过：“‘音乐是万国共通的语言’，这至少在民族音乐学者那里是遭到否定的。”这个说法当然有些极端，但特别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深厚文化传统民族的“人”的精神本质、其表现，是“局外人”较难领悟、理解的。也不是说外国人完全不能理解中国音乐，但确实是偏于“主观”的研究更能悟其真谛。好比古诗词翻译一样，字面上的意思你可以翻译，但其中的意味、韵律，是很难翻译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音乐实践（创作、表演）结合得比较紧密，因而在音乐形态的研究方面比较有深度，和音乐创作实践关系很密切。这恐怕和它的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理论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各种事物，而且说到底，还是为了实践。这是我们的一个长处，应该有这个“自信心”。但同时，我们过去的工作（包括我们的老师一辈），也有很多局限，这种“局限”今天正在逐步克服。另一方面，民族音乐学（或“比较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也有其长处，因为它最初形成于西方，它是将音乐视为人的整个文化事项中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的。“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有着西方丰富理论积累的文化人类学、音乐学、民俗学等理论支撑，以及严密的思辨逻辑为基础，因而具有很多优点，如：与人类学的大文化整体的密切联系；从世界各民族音乐的比较来宏观地分析一个或多个民族的音乐的特点；以一种客观的、比较精确的、理性思辨的方法分析音乐等等。这对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刚开始打开了“窗口”，接触国外的“民族音乐学”，心情是非常兴奋的。当时我跟罗传开同志一起，一边向他学习日语，一边阅读日本有关“民族音乐学”的论著和译著，从田边尚雄、岸边成雄、小泉文夫、山口修等的理论成果，到团伊玖磨、山木稔等作曲家，我们当时的那种胸怀豁然开朗，视野顿时宽阔的兴奋感，真是难于言表。纵观我们这个专业近几十年来的很大的发展，和这种“吸取”是很有关系的。但“兴奋”之余，冷静下来，渐渐又感到，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原来我们自己也有特点，也有长于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地方。因此“民族音乐学”也需要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长处，需要“本土化”。一个侧重于音乐本体的研究，一个侧重于音乐与整个文化关系的研究；一个长于微观的音乐形态方面的分析，一个长于宏观的哲理方面（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这是非常好的互补，如果能结合在一起，那就能在理论上来一个很大的飞跃。当然这个“结合”是不容易的，这种结合应该是在二者都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高层次上的融合，它不是二者的简单的相加，而是有机的结合。因此二者都还需要有个各自继续发展和提高的过程。“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物是如何统一的”（列宁）。关键在这两个方面要结合好，二者的“结合点”要找准找对。二者相互吸纳的过程，也就是发展提高自身的过程。目前，在我们学术界有种“浮躁”的倾向。表现在我们这个领域里，主要有：1、对音乐本体研究的淡化、粗浅化。论文只写人文方面的内容，音乐本体方面的分析很表面化、简单化。写出来的文章其实很多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音乐爱好者”们也写得出来，而且他们还比你写得好，如是，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2、二者简单地相加，结果或者生搬硬套，“食洋不化”，或者拿西方现成的概念、结论，把中国的实例塞进去，“削足适履”。3、生造一些新名词，“不说人话”，藉以唬人，好像文章越被人看不懂理论越深奥似的。其实不一定，我觉得正相反，“真理”是平凡的，理论越高深，概括的面就越广，也就越能为广大的人们所接受。对我们自己的好的理论成果不予重视，“音乐学”的理论本身中，“西强我弱”同样存在。这些倾向不仅民族音乐学有，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中也有，都是不利于两个学科发展的。现在，各个专业音乐学院的做法都不完全相同，有的分，有的不分，都可以，各有好处。关键就是两个方面都应该有长足的发展和提高，不能一方淹没一方。现在分的，以后必定会“殊途同归”，“分”的过程也就是相互靠拢、相互吸收融合的过程，现在的“分”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合”。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根，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根性文化的教育要从根抓起。我们所说的“教育”，是一个“大教育”的概念，它包含三个教育领域：专业音乐教育、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其中，专业音乐教育起着重要的、导向性的作用，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是它的基础和后备力量。三者是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着的。专业音乐教育有大学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附中、附小等。专业音乐学院的教学、科研、艺术实践对于我们的国民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从“根”的教育上就重视我们民族音乐的教育，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重视的、不可推卸的职责。记得我童年时代，沈知白先生除了为我介绍外籍钢琴老师、作曲老师，他还亲自教我学作曲知识、和声，为了培养我对民族艺术的感情，还经常带我去看戏、听曲艺。我从小就是梅兰芳、周信芳、小彩舞、以及盖叫天、叶盛章等的粉丝。在我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初三到高三毕业，1952到1956年）就一直有丁喜才老师教唱“榆林小曲”（二人台坐唱形式）、赵玉凤老师教唱河南坠子、沈传芷老师（昆剧“传字辈”演员）教唱昆曲《游园惊梦》、胡靖舫老师教唱民歌、韩洪夫老师教唱河南梆子和山东琴书等，从初中到大学，民族音乐课没有间断过。此外，我们还从附中开始每人都学一样民族乐器，不论是学钢琴、提琴、作曲的学生，都要学，我学的是二胡。当时，全附中、全学院都是如此。还有些学钢琴、小提琴的同学改以古筝、扬琴、三弦等民族乐器的。所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样的氛围是非常可贵的。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眼界大大开阔了，不能与当年相提并论，我们今天不可能，也不应该重新回到六七十年以前去了。我们的事业必须与时俱进，要有新的时代感，要广泛吸收国外先进、有用的东西，而且现在回头看来，当年也有些地方的做法还是有局限或者过头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我们的“根性文化”的教育的淡泊、被淹没、边缘化的严重现象，是令人担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