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八百壮士》，上音人用音符发出民族呐喊

夏之秋原名夏汉兴，祖籍湖北，父亲夏博琴是小学教师兼教堂琴师，家境清寒。5岁时在父亲膝上学弹风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音乐的种子。中学时代，他加入武昌文华中学校铜管乐队，后被聘为学校铜管乐队队长兼教员，半工半读，直到升入华中大学攻读物理系。

1931年，武昌文华中学乐队（后排左三为夏之秋）

青年时期他苦习音乐，学会了吹奏和修理各种铜、木管乐器，常为校乐队编写乐曲。此外，还创建并指挥学校大型口琴队。在校外创建男女四声部合唱的歌咏队，指挥小型管弦乐团。

据悉，夏汉兴的音乐才华受到爱国实业家、时任武汉上海商业银行行长周苍柏的格外赏识。周先生是周小燕的父亲，曾留学美国，也是文华中学的老一辈校友。1936年，他慷慨解囊，资助夏汉兴同周小燕等一道报考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汉兴考入作曲系，在萧友梅、黄自、吴伯超、李惟宁等名师教导下学习作曲和钢琴。

武汉合唱团留影（前排左一为夏之秋）

音专教务主任黄自见他吹得一手漂亮小号，还聘请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当时远东唯一的交响乐团）首席小号、俄裔演奏家杜甫洛夫斯基教他小号演奏，很快他就被老师推荐考入该乐队任实习演奏员，并成为该队第一位担任首席小号的中国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夏汉兴随着逃难的人群回到武汉。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纷纷拿起文艺武器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

第一排右一为夏之秋

夏汉兴组织专唱救亡歌曲的歌咏队，经常活跃在工厂、学校、车站、码头，演唱宣传，还与张曙、冼星海、刘雪庵等筹建全国歌咏协会，并重建武汉合唱团，担任团长兼指挥。他们四处演唱优秀的抗日歌曲，每次演出时，这些歌曲的作者贺绿汀、冼星海、刘雪庵、汴梅等人都亲赴排练场指导。

澎湃的爱国热情，迎着时代风暴，把他推至创作高峰。1937年11月，夏汉兴受诗人光未然《抗日合唱》歌词鼓舞，随即把它谱成歌曲，这是他抗战初期的第一首作品《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首歌悲愤而豪壮。

第二首歌就是他的不朽杰作《歌八百壮士》，歌颂“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中，英雄团长谢晋元率领八百战士孤军奋守闸北四行仓库的光辉事迹。

英雄团长谢晋元（中）

那是1937年12月的一天，诗人桂涛声把他写的《歌八百壮士》歌词送到排练场，请夏汉兴谱曲。夏汉兴看了歌词，歌词中喊出了“中国不会亡”，洋溢的爱国热情与自己的心情如出一辙。回家后，他连夜把歌词作些调整，谱写成曲，于是一股气势磅礴的旋律，像是从心底喷涌出来。

事后，他回忆说：“我力图用音符发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中国不会亡，中国必胜。”

几天后，已成为抗日救亡中心的武汉，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在作曲家夏之秋钢琴伴奏下，饱含激情地首唱了这首歌。“中国不会亡”的歌声第一次从武汉响起，从此传遍全国。它是预言，是呐喊，是号角，是对日寇亡我野心和对投降派“亡国论”的有力打击。演出获得极大成功。

第二天，武汉《大公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不会亡’提得好！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这一口号唱出四万万同胞的心声！”社论中“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的这句话，更加激励了夏汉兴投身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从此改名“夏之秋”。

这首歌当时在《战歌》上发表，传唱到全国。1938年武汉合唱团出国演出前改编成合唱曲。同年纪录电影《八百壮士》及20世纪80年代宽银幕故事片《八百壮士》都用此歌作主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