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时 候 了
——林在勇在“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6年11月26日）
尊敬的各位前辈、专家、青年学子，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非常荣幸在这里，有这么一个机会，向曾经参与中国当代音乐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这么一批当年“兴城会议”亲历者表示敬意！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当前正活跃在中国音乐发展最前沿的理论家、作曲家、表演艺术家表示敬意！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出席今天青年高峰论坛的国内后起之秀表示敬意！在这里我代表上海音乐学院、代表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欢迎大家的到来，来到上音参加这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学术高峰论坛。我个人认为，在对接国家文化大发展战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当下，召开这次中国音乐高峰论坛是非常重要及时的，再次向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们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30年，弹指一挥间的中国巨变，我想每一位亲历者都感同身受。今天也有我当年的好朋友在座，以我个人经历来说，文学界在30多年前也召开有一些重要会议，那时我太小没有资格参加，不少青年教师都参加了。85、86年的时候，全国思想理论界非常活跃，各个专业领域都举办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研讨会议，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一批青年学者是有所担当的，应该说一些在理论、观念、创新上具有引领性的会议，奠定了中国近30年来文化艺术、经济法律等各个专业领域的学术风貌。其中，“兴城会议”在中国音乐界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是无比重要的。可以说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著名的一些音乐专家，都是当时参与“兴城会议”开创引领一个音乐时代的代表们。上海音乐学院把这样一个重要纪念活动作为我们的一项工作，其出发点和初心正如同昨天居其宏老师报告讲的，对这样一段重要历史事件，做一点有责任有担当的反思和回顾。希望各位专家从今天会议开始，我们一起认认真真来思考这30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历史，究竟从中获得了怎样的经验，究竟将面临怎样的未来。在座专家们一定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高见，我想说说自己作为观察者的体会，觉得就用一个词，一个一点都不专业、不规范的词，一句白话：“是时候了”！
第一个“是时候了”，是时候该解决一些问题了，是时候该考虑一些问题了，是时候该认真思考习总书记所讲“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一最朴素最基本的文艺创作问题了，我想任何一个专业领域有担当感有责任心的学者都能从“深扎”中体会到一点更深层的东西。由于这30年国家发展是如此高速与空前，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经济成效，与世界所有其他地方相比有一个更加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我们获得资源的机会无限的增多，获得资源支持的门槛无限的降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福祸皆在其中，以至于很多专业领域都忘记了我们真正工作的目标，忘记了我们工作的性质和意义，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情，却没有认真思考这件事情是否有违初心，这是我的一个感慨。
我们经常说，谁跟我们玩，意味着我们是谁，我们代表的是不是一流水平，就看能够和我们一起共事的国际专业领域的专家是谁。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跟谁玩，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己跟自己玩，在一些专业领域如文学、美术等领域都有这种现象，自己跟自己玩前提，就是你真是一个家有万贯家财的纨绔。我们可以拥有很多资源做一些其实远离了真正需要关注服务的对象的事情，但可能却事与愿违使得艺术创新之路有时候越走越窄。我觉得“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是政治语言，它某种意义上真正揭示出艺术的本质，但恰恰在艺术领域轻易可以获得很多资源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做的人，会很轻视这句话的表达，忘记了人民大众才是最后评判艺术价值的标准。今天我们认为在做一些非常高大上、高精尖的事情，也许它只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种权利结构，一种目前话语系统给予我们的某种虚妄，忘记了只有得到人民认可的艺术作品方能传至后世。历史上有很多世界级的精品，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得到人民认可的，没有人民认可的东西，也有一些可能是真正的高大上传至后世的，有。但是以我们今天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心态和状态，我们真的没有资格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有多少作品能够传至后世，恐怕比例堪忧。
第二个“是时候了”，是时候融入世界音乐语言体系并开拓其丰富性了。音乐领域里面，大众误解太多，经常把音乐狭义为非常少的一些类别、非常少的一种形式、非常少的一种音乐语境。其实，音乐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语言，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类别、某一形式、某一族群、某一国家，我个人感觉音乐的丰富性，一定是以世界时空为记看待它的宽度，以千年沧桑为记看待它的广度，以万年流传为记看待它的长度。
有许多事情，我们以为知道，其实未必知道。我经常以为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请教别人的时候，恐怕大家也不知道。有天我问搞深耕的人，我说孔子善讴，听人家唱的好，必使人反思，您再来一遍。讴在今天是哪种唱法？古代人都有箫，箫是吹口号还是声乐的方式？孔子和弟子们唱和跳的，在我们音乐舞蹈一级学科里面放哪里呢？吟诗的吟是怎么样一种笙歌的形式呢？这些种种恐怕我们未必能够全面真正掌握和了解。古往今来，我想音乐艺术有很多很多表达方式，在今天被我们窄化了的、狭义了的。世界音乐语音，应该也不仅仅是今天这样一种概念，古典、现代、流行或者是中国的、民族的、世界的，我想这些概念不足以覆盖全部，音乐是一个不断生长发展的艺术门类，当今世界给予音乐的素材其繁杂其众多，不仅仅局限于30年前打开国门比较熟悉的20世纪已渐渐没落的西方音乐研究形式。音乐表现形式真的有很多领域值得我们去开发，我们应放下束缚和偏见，以新的冥想方式，甚或以物理学的量子振动方式，进一步拓展音乐研究素材，开发新的领域、新的材质，以无限丰富的音乐艺术语言来描述我们面对世界应有的态度。
为什么那些从世界音乐语言里吸收了哪怕是形式的、假借它内容的、或只是借用了其精神层面的东西，产生出的现代音乐艺术创新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前几天我们搞音乐剧，这个东西不就是中国各种各样的戏曲，包括今天的样板戏，它其实是很多音乐要素的综合，它为什么会产生在美国那样的文化市场中？为什么爵士乐也会产生在那里？为什么非洲古乐会进入现代音乐体系当中？等等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反思，音乐语言里面的丰富性，需要我们真正沉下心来认真去探索，需要我们放下对某些概念某些领域的偏好和自我框限，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主动的甚至是自觉的行为。如果今天我们不做，一切音乐艺术创新性的工作都无从谈起，我们会跟随在一个又一个套路后面，有时候仅仅是因为在今天有资源有话语权，我们才会被这些套路深深俘虏。不是说今年上音搞了“一带一路”音乐演出活动就感知了音乐的丰富性，而是通过系列创新活动走出了某种套路、打开了几扇窗口、拓宽了外向视野。在“兴城会议”30年后的今天，面对世界音乐前沿的创新，面对更年轻一代的音乐人，面对越来越丰富、甚至是越来越远离学院派的民众音乐生活，真的需要我们作一个思考，究竟以怎么的视野和胸怀看待世界音乐艺术。
第三个“是时候了”，是时候更好地认清中国音乐和传统文化之根了，而不是在专业研究发展进程中渐行将远。今年10月9日在中科院高精尖研究院走访交流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音乐研究想获得真正的突破，必须放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中，如果不能了解曾经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的文化、思想、情感、审美，你去讲他所喜欢、擅长、使用的艺术某一种形式，恐怕终归是有所欠缺的。真正的音乐研究成果必定和文化相链接，文化链接不是空头理论，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其语言表达、音乐传播、服饰装扮、审美情趣，都体现出个体和群体内心的文化素养和积淀。对中国人而言，我想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过的叫作人类的，历史上大概有一百多亿人曾经生活过，估计有相当多的比例是中国人，这么多人口比例作为我们传人的祖先，他们的思想情感，他们使用的艺术形式，包括已在音乐领域探究过的，难道不值得今天作为音乐学理论、音乐史、音乐未来创造、或者音乐服务的对象吗？所以音乐诉诸的那样一些追求，应该下大力气深深地去研究了。这30年成就之外，我们在很多音乐研究领域的文化艺术问题上，不仅有自我窄化倾向，还有自我矮化倾向，还有自我奴役倾向。精神上的“跪族”太可怕了，我们跪在一个30年的世界给到的一种不正确的感受中、一种不准确的感受中，使得我们渐渐远离自己的文化之根，把我们自身的高贵性轻易放弃。我觉得今天是时候了，拂去表征中国文化的皮毛，从那种我们自以为粗陋简单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内在汲取养分，不要拿一点中国古代文化的简单表征去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这是非常没有意思的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回归到曾经这样大量的人口人群、我们的祖先所思所想所感，他们的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智慧，从中探索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带有公共性的、普遍性的、人性的哲学命题，从中汲取音乐专业领域的艺术灵感和创新发展的理论逻辑。
我想说自己虽班门弄斧，但却情真意切，我发自肺腑地希望我们的音乐专业领域不辜负今天老百姓对我们的尊敬和期待，不辜负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机制在这30年里面，给了我们如此丰沛的社会资源。我很难想象一个美国的专业人士有如此丰沛的、无条件的资源支持，可以任意地进行自由创作，他可能更多地要面对出资人的趣味和限定的条件。在这个时代我们有这么好的创作条件，我们应在研究范畴真正回归精神、思想自由的本质，而不要被资源奴役，不要被观念奴役，不要被一个时代的、学术的、专业的权力架构奴役，创造出一点真正属于文化的、属于历史的、属于人民的东西。
我想自己有点理想主义也有点务实精神，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想把事情做好做实。我对在座各位学者充满敬意，对“兴城会议”30年和未来充满敬畏。我希望能从现在开始，创造出一个真正辉煌的中国音乐文化。中国音乐体系的建设和研究不是把我们变成博物馆式的、游离于世界音乐大潮之外的某种自我封闭的小世界。我觉得有价值就是有价值，不论在何时何地何种范围都能体现出其价值，而不是在自我圈层里被定义被求同中显示价值，因此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里面，一定不仅仅设限于所谓的中国，而是探究真正的音乐本质，使中国音乐的光彩、中国音乐的气质、中国音乐的自信都能有所呈现。
上海音乐学院今年成立了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就是希望能够继承贺老在50年代音乐研究的创作传统，像“兴城会议”当年探讨音乐理论无界限般的自由活跃，结合最前沿最丰富的音乐文化理念进行现代音乐的创作与研究；希望能够在现代音乐研究领域里打破思维局限，破解当前某种意义上是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各个本科专业小专业的音乐教育组织结构。很快上音会建立现代音乐院，并布局音乐产业和音乐职业教育，并已经有所动作，下个月我们要成立上音英皇联合学院。我们希望借助这样一个又一个创新平台，在音乐研究领域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使老一辈的创作研究成果和新一代音乐人的成长都能有所体现；使我们专业领域的研究和坚守，与人民大众的音乐生活打通链接；使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上音这个平台上成为我们的研究员、客座教授，让我们共同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探讨中国音乐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年轻一代为我们创造一个如何不同的新30年。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原静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