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家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
在上海音乐学院创立
——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成立活动综述
2016年5月9日，以中国音乐的创作、表演、理论、批评和推广研究为其宗旨的高等研究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贺绿汀高研院”）在上海音乐学院隆重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林在勇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贺绿汀高研院名誉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赵季平先后致辞，并共同为“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揭牌。林在勇为高研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赵季平、盛宗亮、叶聪、阎惠昌、高文厚、乔建中、居其宏、赵维平等人颁发了聘书。揭牌仪式后，赵季平主持召开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为期两天的贺绿汀高研院“中国钢琴音乐经典百年回顾”系列学术活动也同期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师生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林在勇在讲话中表示，上海音乐学院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高等专业音乐院校。建院90年来，在中国音乐人才培养、中国音乐创作、中国音乐表演、中国音乐理论建构、中国乐器改良、中国音乐传播推广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今天，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的建立，既是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精神的重要举措，也体现了学校在办学方向、教书育人、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战略思考和价值导向。贺绿汀高研院着眼于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学科群意识，搭建新型学科平台，汇聚中外一流人才，整合并提升中国音乐学科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建设具有国际重要影响力和标杆意义的中国音乐学科高地。贺绿汀高研院将首先从三个方面着力推进：一是开展有关中国音乐学科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如中国音乐学科的元理论研究、中国音乐的原创性研究等，为中国音乐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二是推动国际语境下的中国音乐学科体系建设和中国音乐的经典化建构；三是构建学科建设新平台和新机制，网罗延揽海内外最优秀的专家学者和青年人才，开展高水平研究项目的招标、委约和个性化定制，培育学科领军人才和学术骨干。
赵季平在讲话中表示，一年多以前，听到林在勇院长提出的这个新构想与新意图时，为之感动和震撼。这个平台的立意拥有大格局、大胸怀，对中国音乐在当下、在未来、在世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众所周知，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院校，本身就是近当代中国音乐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者；改革开放后，上海音乐学院也日益成为音乐创作与推广的重要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诞生在上音，实有其必然性。赵季平指出，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到来，一方面国内知识界和文化界对中国音乐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外部的世界也正在发生格局的变化。这些都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吸收西方文化、创作技法，同时又对蕴含强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音乐作品，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些作品还不够熟悉，其原因在于学者们对这些优秀作品的研究、保存、演绎推广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贺绿汀高研院以中国作品“经典化”作为平台的重要核心，不仅对中国作品的传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更体现了上海音乐学院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前瞻性，相信贺绿汀高研院一定会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和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平台。
执行院长杨燕迪做了研究院筹备工作及建设规划的报告。他指出，贺绿汀高研院的创办宗旨在于传承以贺绿汀等老一辈音乐家为代表的上音优良办学传统和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凸显上音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以推动、弘扬、整理和推广优秀中国音乐创作为工作核心，整合校内外资源，统合创作、表演、理论、批评和推广的各方力量，汲取传统精华，立足国际视野，对接国家战略，增强学院办学实力，扩大中国音乐的国际影响力与社会辐射面，拉动和提升学校的“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为“双一流”建设贡献力量，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上音的独特贡献。高研院首先将开展中国音乐创作与推广研究中心、中国音乐表演艺术研究中心、中国音乐理论研究中心、中国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4个研究中心的建设，建设1个基础数据库——中国现当代作曲家与作品辑录数据库、1个新型表演艺术团体——上海独奏家室内乐团，在国内外开展中国音乐的传播推广。
著名华裔作曲家、美国密西根大学终身教授盛宗亮认为，在音乐院校设立高等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是世界首举，不仅在中国音乐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在世界范围的高研院建设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贺绿汀高研院的成立在构想和主题的设立上都很好，但立意高则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第一”意味着更多的挑战。“中国音乐”一词不仅仅是指中国作曲家的创作，也不是特指具有中国风味的创作，而是一种文化融合。“中国音乐”如要被世界认可，那就必须寻求一种共同语言，并且其前提是对西方音乐以及中国传统音乐都要有很深刻的理解。他认为高研院的核心之一“经典化”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所谓的“中国经典”不仅是中国人集中研究的作品，而应该是能吸引外国人也来聆听并研究的作品。因此对于创作者来说，必须要放眼世界。“中国音乐”一词不仅仅是指中国作曲家的创作，也不是特指具有中国风味的创作，而是一种文化融合。“中国音乐”如要被世界认可，那就必须寻求一种共同语言，并且其前提是对西方音乐以及中国传统音乐都要有很深刻的理解。
著名音乐学家乔建中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中国音乐相关元理论问题、基础资料的整理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贺绿汀高研院理论板块的研究要从总结前人成果开始，进行查漏补缺，与一些研究机构建立联系将它们进行整合。高研院的建设可以借鉴1956年上音“民理、民作、民器”三合一的经验，以及萧友梅先生“输入世界音乐，整理中国国乐”的思想。
著名指挥家、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阎惠昌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音乐学院主要研究对象似乎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音乐，对传统音乐研究尤其是传统音乐创作的研究则相对匮乏。中国最早研究民乐配器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胡登跳先生，上海音乐学院也是最早对民乐进行系统研究的专业院校，希望上音能通过贺绿汀高研院的设立，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音乐进行深入研究，民族乐队以及中国音乐作品不能仅在华人圈中传播，还要吸引其他非华人作曲家参与，并逐步扩大他们的此类创作，将对中国音乐的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著名音乐理论家居其宏在发言中指出，在中国音乐史上，贺绿汀先生对中国音乐的贡献是巨大的，尤其在于音乐教育层面。而随着时代变迁，现在许多学生的感性积累却多是西方的，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感性经验十分不足。因此，贺绿汀高研院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关注音乐教育，要把握“高等”立意，站在学科的前沿，以高质量成果来回馈社会。
著名音乐学家萧梅认为，一方面我们应当关注到作为世界的中国，它是如何与世界其他文化发生关系的？因而，“中国音乐”问题也应该是全人类所关心的问题，而非闭门而谈的内部问题。从理论角度出发，“高等”的前提是我们只有对中国传统音乐彻底挖掘，才能将中国音乐“经典化”的问题深入下去，从而进行后续的研究。目前而言，以专题研究为板块进行踏实工作，是一个很好且有效的形式。
资深音乐评论家、原《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认为，贺绿汀高研院作为一个全面的平台，它应该深入创作、理论、实践乃至教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同时也要着重强调学术含量，为培养创新型人才而努力奋斗。
贺绿汀高研院秘书长王瑞表示，对于中国音乐学科而言，需要在学科对象、学科范畴、学科内涵、学理规范等方面做进一步研究。在发展模式上，贺绿汀高研院将不预设围墙、不追求体量和规模的扩大，不重叠不替代现行的学科单位和功能，在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外高等研究院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上音办学实际，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弥补当前人才机制与学科建设机制的某些功能缺失，构建国际化开放式的学科建设新平台，为高研院的每一位学者提供个性化的学术研究项目和工作模式。
中国音乐研究专家、荷兰音乐学家高文厚认为，体现“高等”、促进研究进步有两种十分重要的方法，它们的核心都是保持“距离感”。其一，研究者需要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方便从宏观视角进行观察，以获得全面内容。其二，研究者需要贴近目标，对其进行近距离的观察。他认为尤其在高研院的团队协作中，应当利用跨学科的优势形成研究合力。
盛宗亮十分赞同高文厚有关“距离”的观点，他认为实际上，“中国音乐”在历史上很早就受到了周边国家的影响，唐朝更是达到了顶峰。今天的“国乐”创作于研究就更应该利用融合视角进行观照。另外在有关高研院研究主体趋向的问题上，他提出要更多地强调创作以及表演。音乐作为活的艺术，它们需要不断地被推出。通过不断地熏陶以及配套教育体系的形成，让“中国音乐”之魂犹如DNA一样植入作曲家心中，而非停留在表面技术语言。这样才能让“中国音乐”的经典化，留存及传播良好地进行下去。
著名指挥家、美国南湾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认为，高研院平台应以创作、表演、理论以及教学四个点作为核心支柱，依照这四个点将现有组织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提高综合实力。同时，积极吸引外来力量来激活内部运作，形成新的合力。为了使得平台能更有效地运作，他提出要抓住重点形成突破口，要注意“中国音乐”的核心不是在于“民族音乐”还是“传统音乐”等概念的辩驳，而应该去追询“中国魂”，可以从重抓老上音的经典品牌开始，表演艺术家要多参与国际活动，从中展现中国特色，希望贺绿汀高研院能立足上海、引领全国、走向世界。
围绕高研院发展模式及相关学术问题，韩锺恩、陈强斌、周湘林、钱仁平、李小诺、唐俊乔、杨学进、伍维曦等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研讨交流。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正如林在勇所言，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从无到有，在发展理念、运作模式、管理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但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贺绿汀中国高等音乐研究院必将为中国音乐的全面发展乃至中国文化的复兴做出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