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专栏（29）
杨和平 中国音乐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音乐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仁和至一”的道德精神、“尽善尽美”的审美精神、“乐行志清”的育人精神、“播乐得安”的政教精神与“自由解放”的创新精神，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中国音乐精神具有基于“当代性”的当代价值，包括“鉴古知今”的镜鉴价值、“以乐修德”的教育价值、“以乐增效”的实用价值。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进一步总结、提炼中国音乐精神，并充分认识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林静、林立策 从“活化石”到“活态传承”——南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略和根本遵循。南音在传承中的现代转型、创作与表演的艺术重塑、乐器形制和演奏技法的拓展，以及传播路径的突破和数字赋能，都揭示了南音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多元路径和内在逻辑。从“活化石”到“活态传承”，南音生动诠释了“守正创新”的深刻内涵，并表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构建整体的文化生态，文化传承人必须深谙传统文化精髓，具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同时积极拥抱时代科技的发展。南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展示了南音人的文化智慧和精神面貌，为推动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案例。
凌嘉穗、李巴达拉胡 “唱法”之径的多维探索——兼评“中国少数民族濒危唱法数据集成、知识谱系与创造性转化”学术工作坊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中国少数民族濒危唱法数据集成、知识谱系与创造性转化”学术工作坊于2024年11月16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项目组所作的报告激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与深刻洞见。以多元文化中的“濒危唱法”为中心的研究，在继学界基于记谱、曲调和民族边界的既定思路之后，从作乐本身透射表演者主体的创造性及其关涉的文化多样性。通过“唱”之机理与机制，扩展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歌唱的认知。以数智库为方法介入唱法研究，引入数字人文视阈下非线性的、去中心化的数据集成和网络系统的模式，挖掘多元唱法各“数据”之间更深层次的“语义”关联，进而展望文明内外互动、协商和流动的历史轨迹与图景。
张姣 中国书画的“笔墨”与梁雷的“一音多声”
“笔墨”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语言，可谓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艺术精神的象征。美籍华裔作曲家梁雷深受中国书画艺术的影响，创作了《墨景》《听觉假设》《千山万水》《幽光》等多部旨在体现“笔墨”及其意涵的音乐作品。其“笔墨”系列作品展现了“以音为笔，以声为墨”的创作观念与“一音多声”的“音色—音响”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笔法形态”“墨法形态”“笔墨技法综合形态”“附加共鸣形态”。梁雷的“笔墨”系列作品中，“笔墨”与“音色—音响”之间的互动与转化，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在现代音乐中的延伸，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曲艺 昆曲在许舒亚音乐戏剧中的延伸
许舒亚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作曲家之一，持续致力于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音乐语言的对话，其歌剧《凯撒》和音乐剧场《江东夜遇》创造性地继承了昆曲的审美传统，在音乐结构、音响塑造和舞台美学上实现了中国昆曲与西方音乐戏剧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和转换，成为昆曲传统程式的当代戏剧转译，为昆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历史·文化
刘佳 雅乐“为用”初论
“礼乐相须以为用”。雅乐作为与吉礼配套的国家最高礼仪用乐，以宏大规范的形态承载国家象征意义。从中华传统乐教文化角度看，“为用”是雅乐实践的核心观念，既保障着雅乐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权威性，还肩负着“育艺”与“育人”的双重教育使命。在“为用”观念下，雅乐具有“系统”“规范”“实用”等重要特征，并通过官办与私学两种教育路径践行雅乐“为用”之旨。
崔玉花、曹睿 奚琴的东传与回归：朝鲜族奚琴的发展
奚琴作为中国古代圆筒类拉弦乐器的鼻祖，其发展轨迹随着拉弦乐器的演进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并被“胡琴”所遮蔽。至宋末时期，奚琴传入朝鲜半岛并经过变形与改良，进而演变为朝鲜族特有的奚琴。19世纪中期以后，作为朝鲜半岛重要拉弦乐器的朝鲜族奚琴，随着朝鲜居民迁徙至中国东北，再次传入中国，并作为中国朝鲜族的特色乐器得到了显著发展，直至20世纪60年代重现于延边的文艺舞台，成为中华乐器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奚琴东传与回归，作为中华音乐文化与朝鲜族音乐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借鉴、融汇的注脚，最终也成为生成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记忆”的基础。
黄洁、洛秦 汉剧坤伶接受史：近代中国女性解放的缩影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女性解放运动在中国逐渐兴起，社会性别角色与劳动分工悄然发生变化。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汉剧坤伶应运而生。这对中国的传统思想、男权话语以及社会劳动分工等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她们的出现与生存受到当时汉剧界各方的质疑与阻挠，历经漫长而曲折的顽强抗争才获得一席之地。在社会心理学视域下，将汉剧坤伶的登台及其历史发展置于社会宏观语境和女性解放思想浪潮，就不难发现汉剧坤伶被接受的过程，以及汉剧坤伶登台之所以面临重重困难的原因。
李岩 乐歌《战》钩沉及“师夷制夷”方略
曾志忞填词的《战》是一首以甲午海战为背景的乐歌，钩沉出一系列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包括学部教育宗旨之尚武、尚实、忠君，勾连出曾志忞一系列学堂乐歌的前因及与之相系的连带、互动。虽曲为日本人原作，但词却为曾氏新创，并具有当时的合法性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应，其内在机理为“师夷制夷”。《战》作于甲午战争生发十年之际，有其特殊情结——不服输！乃至永不言败。
张倩 1930年“上海艺术家竞赛”回溯
“上海艺术家竞赛”是1930年初由上海俄文报纸《时代报》发起举办的一项对艺术家进行评比和排名的活动，曾受到多家外文报刊转载和报道，成为上海侨民社区广为关注的文化事件。经多轮投票和计票，俄侨富华、查哈罗夫、佘甫磋夫分别获得冠、亚、季军。此外还有苏石林、梅百器等29位艺术家榜上有名。作为当时在沪外侨音乐家的一次集中展示，“上海艺术家竞赛”应成为今人研究外籍音乐家在华活动的重要依据。
林碧炼 再论梅百器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发展
作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核心管理者，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在1919年至1942年任期内，通过职业化、商业化和本土化措施，使上海工部局乐队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梅百器通过招募欧洲专业乐师、建立定期考核制度，组建了远东地区首个职业化交响乐团；面对1923年至1935年间的财政危机，梅百器采取增加公园露天演出、拓展广播唱片传播等市场化策略维系运营；在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20世纪30年代，通过启用中国乐手、排演中国作品，进行了有限的本土化改良。这些实践使工部局乐队完成从殖民机构附属组织向专业音乐团体的转型，其职业化管理体系与商业运作模式，为近代中国音乐演出业提供了借鉴。
王宣英 俄罗斯歌剧团来华演出考：史料分析与史实勘误
1919年，“俄罗斯大歌剧团”曾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多部意语、法语和俄语歌剧，其演出报道主要集中于英文报刊，受众主要为在沪外侨。1922年，“俄罗斯歌剧团”在北京则演出了《游牧情》《爱之夜》《罗森堡伯爵》等剧目。但其中部分被当时报道称为“歌剧”的剧目实为歌舞剧或戏剧，可见此时国人对“歌剧”这一戏剧体裁的认识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该团演出引发中国知识界、文艺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曾有大量预告、剧情介绍、观感和评论见诸报端。但关于这些史料还需进一步分析，关于俄罗斯歌剧团来华演出的史实也有待进一步厘清。
分析·研究
闵讷 音乐诠释学的学理渊源、研究路径及问题审思
如何诠释音乐文本中的意义内涵一直以来都是音乐诠释学的核心论题。自19世纪起，该论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持续拓展诠释模式，这既受到诠释学元理论的影响，也与音乐思潮和研究范式的变迁密切相关。从理论来源入手，着重探讨音乐诠释路径、意义取向与研究边界，由此聚焦文本分析实践这一先决条件，进而思考如何在音乐纯形式分析基础上达到多元化的意义判断，以及诠释学分析与音乐形态分析之间的关联等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音乐分析的阐释手段，还有助于学科之间的理论整合，拓展当代音乐分析理论的研究视野。
张佑晨 新中国“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音乐的艺术特征
新中国“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音乐以革命性、叙事性、可听性为核心艺术特征，实现了其政治诉求与艺术表达的有机统一。革命性体现为对“党指挥枪”“武装斗争”“人民战争”思想的诠释和表达，以及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叙事性表现为对情节的结构缝合与情感引导，以及对故事发生地音乐素材的选用和既有革命音调的引用。可听性则诉诸“民族化”与“群众化”，并通过简化旋律结构提升其传唱度。新中国“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音乐通过符号编码与音画协同，将其革命精神升华为兼具艺术感染力与政治教育功能的集体文化记忆。
何也墨 “奇异的光”：何训田《香之舞I》的空间构建
单簧管作品《香之舞I》由作曲家何训田创作于2009年，德国朔特国际音乐出版公司于2013年全球发行。《香之舞I》是作曲家创作系列中的“第一首”独奏作品，亦是其“结构流作曲法”器乐曲类型的第二部作品。这部“结构流作曲法”诸多系列里的精妙之作，是作曲家若干理论体系一体思维的灵感体现。何训田的“灵感截图”旨在探索“香之舞”的独蕴芬芳，并力求寻找作品“空间”里“奇异的光”。
叶思敏 《二十四节气格律琴曲咏怀》的音乐探索与文化表达
林华先生的最新作品《二十四节气格律琴曲咏怀》以二十四节气为文化根基，采用创意曲及赋格的形式串联24首分曲，将中国节气文化、古典诗词与西方复调音乐形式相融合。在创作中既遵循巴赫确立的写作规范，又展现独具风格的处理方式，从而塑造出鲜明生动的音乐意象、展现中华民族的独特风味。该作品在调性逻辑、体裁布局与复调技法的运用上独具匠心，实现文化传承与音乐创新的深度统一，为传统音乐的现代表达提供了重要范例。
贾然 抒情与模糊：舒伯特即兴曲的分析与诠释
弗朗茨·舒伯特的两套即兴曲（D899和D935）是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的代表文献之一，不仅彰显出了浪漫主义情感，而且还集中体现出了作曲家追求“抒情”与“模糊”的音乐创作观念；其材料、程序和结构也均体现出“抒情”和“模糊”的特征；诠释舒伯特的即兴曲，需要认识和把握其“抒情”与“模糊”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