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中国歌剧创作与表演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专栏（28）
佘一玲、康啸 歌剧《白毛女》中“穆仁智”的丑角表演及其戏曲渊源
歌剧《白毛女》是中国歌剧借鉴戏曲的重要成果，其中的“穆仁智”不仅是一个反面人物，而且是一个丑角，为他设计的唱段、身段以及对其表演的规定性，是该剧的一大亮点。自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以来，穆仁智一角的表演可谓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可圈可点。其对唱段的诠释、对身段的运用、对表演的把握，都堪称经典，并成为80年来该剧演出的一大看点。“穆仁智”的丑角表演得益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戏曲艺术，为中国民族歌剧创作和表演如何借鉴戏曲设计丑角（或反面人物）、处理人物与角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典范。
孙琳 歌剧《康定情歌》：用“音乐戏剧”讲述雪山传奇
歌剧《康定情歌》以筑路为主线，以爱情为副线，二者交织构成其戏剧情节和剧中人物的行动线。其音乐发展以戏剧情节为依据，通过主导动机或主题性核心音乐材料的贯穿发展，与戏剧情节发展相吻合，以承载戏剧表现功能。该剧音乐以民间小调“溜溜调”为“底色”，确保其地域特色及音乐语言风格的统一性。剧中的“雪山”，既象征着自然现实，又带有精神寓意；攻克“雪山”则意味着对自然和自我的双重超越。“雪山”关联着民族、历史、宗教等宏大叙事，涉及爱、生死与人性，更反映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白晓炜 民族歌剧《映山红》的创作特色
歌剧《映山红》是一部根据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由国家大剧院出品的民族歌剧。该剧对原著设定情景进行了较大删改，重新设定剧情架构，更换叙事方式，使人物关系与戏剧场景更加符合歌剧进行戏剧表现的特殊规律，进而实现戏剧与音乐的统一。该歌剧的音乐创作运用了具有赣南地方特色的民歌、小戏，以及京剧音乐、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音乐，在探索歌剧中国化、追求中国民族歌剧独特审美品格以及歌剧音乐交响化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体现了作曲家守正创新、不断开拓的创作理念，并将推动新时代中国民族歌剧的进一步创新发展。
祝海燕 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歌剧的叙事类型与模式
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歌剧，旨在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展现宏大革命叙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呈现出了再现型、创造型、综合型三个不同的叙事类型，以及“革命+X”的叙事模式。但其历史时空构建、戏剧情节发展都依托多空间的历时变化和共时并置，呈现出叙事有余、冲突不足、缺少“小人物”塑造等不足，以及个体复仇转向阶级矛盾、向传统叙事模式回归的叙事特征。
陈媛 群像·间离·区隔——歌剧《白蛇传》的合唱叙事逻辑
合唱是歌剧实现音乐与戏剧叙事的重要手段和载体，其叙事逻辑反映了歌剧的叙事策略、叙事方式、叙事视角以及整体的结构思维。歌剧《白蛇传》中的合唱，不仅通过群体形象的塑造完成了情境营造与悬念设置，而且还借助间离和区隔等表现手段，实现了歌剧的主题深化与叙事创新，既彰显出合唱叙事之于歌剧叙事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与审美意义，又为中国歌剧跨文化语境下的人文叙事与艺术表达开拓了新的路径。
思维·观念
洛秦 迈向更广泛的音乐历史学视野——对麦科勒姆与赫伯特的《历史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延伸性思考
音乐人类学的兴起是针对历史音乐学在文化范畴上的狭隘而进行研究边界的延伸与空间的拓展；历史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是对于历史音乐学在历史理解的认识论上的挑战；“新音乐学”的产生是从历史音乐学内部摆脱保守的实证主义而寻求文化的批评，以此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历史音乐学的“新音乐化”，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化”正在同时以历史音乐人类学的方式朝着一个方向汇聚，即期待迈向更为广泛的音乐历史学——这一融合、互补、开放和包容的音乐历史研究。
江明惇、李嘉欣 明清俗曲研究的历史性进展——《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出版
刘晓静、李鸿熙编著的《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是一部将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学术著作。该著广泛收集了明清时期有关俗曲的各类古籍文献，对其进行了学理性译释，并结合数字化音频技术，力图使读者在历史回响中感受到时代的脉动，进而跨越时空界限，直观体验古乐谱的音韵。该著抢救性地保存了上百首濒临失传的古乐谱，拓展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内涵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遗产。该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陈新凤 实践出真知：音乐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来自音乐实践的问题意识，是推动音乐学术研究和保障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近现代以来，那些“会通中西”的中国音乐理论大家，无不注重音乐实践。许多学术研究实例证明，基于音乐实践的音乐研究更为可靠，所推出的成果更具学术性，所得出的结论更具可信度。实践越深，就越能触及一些音乐现象和问题的本质；音乐实践的高度决定了音乐理论的深度。实践出真知。音乐理论工作者更应多关注音乐实践，并投身音乐实践，让理论成果更具说服力和实践价值。
张洁韵 中国“音乐分析”学科的兴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音乐分析”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语境中的“音乐分析”一词含义不断扩展，它不再局限于曲式分析，而指陈包括申克分析法、音级集合理论在内的一系列新的音乐分析理论与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以来，中国开始引入西方的“音乐分析”理论体系与学术观念，并开启了中国“音乐分析”理论与实践。在经历20年的不懈探索后，“音乐分析”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兴起。这对作曲技术理论学科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促进了理论作曲教学体系与模式的更新与发展。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音乐分析”理论的研究与学科建设，使中国的音乐作品分析得以转型，并为新世纪中国“音乐分析”学科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
郑子昂 王建中与八声音阶——手稿《八声音阶及其在近现代音乐中的使用》述评
王建中手稿中的《八声音阶及其在近现代音乐中的使用》一文是他阅读大量西方音乐作品和有关八声音阶理论研究文献后所作出的梳理与总结，展现出一位中国作曲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习西方现代音乐及后调性理论的经历。这份文稿虽参考了范登图恩（Pieter C. van den Toorn）与安托克莱茨（Elliot Antokoletz）的专著，但却有自己的见解。王建中于1994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情景》作为他关于八声音阶研究的实践性成果，则反映出西方八声音阶理论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影响。
历史·文化
李鲤 “相和三调”还是“相和、三调”？——兼论清商乐与相和歌的发展脉络
“相和歌”与“清商乐”的关系在20世纪初以来的学术界一直备受争论。“清商乐”并非源于“相和歌”，在文献中二者多无关联，其音乐形态更存在较大差异，故二者不存在源流关系。“清商乐”与“三调歌”的关系也非一成不变，“清商乐”“清商三调”“三调歌”并不等同。《通志》存在误作，《乐府诗集》则相对客观。不存在“相和三调”，而应是“相和、三调”。
姜伟博、王鸿俊 应尚能国立音专时期音乐活动考
应尚能的国立音专时期是其从事音乐实践活动的重要时期。他不仅在国立音专、上海美专从事音乐教学工作，而且还积极参与各类演出、开展音乐理论探索、教材编写、创作歌曲。作为“美声”在中国的重要传播者和“美声”中国化的探索者，他为此培养了一大批声乐表演和教学人才，为中国声乐留下了诸多富有艺术性、时代性的曲目，为中国专业声乐教学和声乐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小璐 乌兰牧骑音乐创作历史发展述略
乌兰牧骑音乐创作经历了近70年的历史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推出了为内蒙古地区广大农牧民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并表现出其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乌兰牧骑音乐创作旨在传承民族文化、传递红色基因，极大推动了以蒙古族传统音乐为主的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乌兰牧骑音乐创作极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肖海燕 歌剧《凤凰涅槃》的双序曲形态及其功能
抗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歌剧《凤凰涅槃》序曲在结构模式上突破了传统歌剧序曲的常规形态，创造性地采用了双序曲的结构形式。序曲Ⅰ为带有剧词的声乐性序曲；序曲Ⅱ则类似于扩大化的器乐幕间曲。两首序曲前后呼应，承担了主题先现、色调氛围营造、情境预示等戏剧性功能，并在歌剧的整体结构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置与冲突、区隔与呼应的关系。两首序曲有其独特的音乐形态，其结构逻辑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具有内在统一性和重要的结构功能。
黄琼琼 新古典主义、罗曼化与思想解放——门德尔松的“音乐理念”基础
古典主义运动），既是一种“内在的需要”的体现，也为其评判音乐及其功能提供了准则。新古典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其不仅决定了门德尔松的自我认知，为其人生道路指引方向，更与罗曼的情感及思想解放相结合，这使得门德尔松与众多同时代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其音乐成就并非源于罗曼思潮主导的审美范式，而是始于独立的音乐观念——以确定的情感为起点，事实证明，其音乐成就比单纯的美学概念所暗示的意义更具价值。
李泽召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哈斯音乐中的微分音技法
当代奥地利作曲家哈斯在其作品中广泛采用微分音技法，形成自身独特的音高材料使用风格。哈斯的音乐创作运用了平均律下进一步八度等分、频谱音高、音高分裂及偶然性音高共四种微分音材料类型，同时，通过频谱基音的核心力、微分音音阶主音设定、低音持续等音高中心性技法，生成音乐的结构力，进而形成“微分音调性”。同时，其微分音手法引发音高“投影”和拍音现象、音高八度等同与非等同等新的音高问题的探讨。
刘海娜 音乐作为民族维系的纽带——当代古巴华人音乐活动的意义探析
哈瓦那华人华裔声音景观，是华人华裔作为当地小文化代表，运用传媒和技术手段，在意识形态契合的优势背景下，用文化产业的方式与当地旅游经济开发形成双赢互助的局面。在这过程中，陈秀莲作为主要力量将阿尔君·阿帕杜莱五个维度的景观串联在一起，她是人口景观中新移民的代表，是传媒、技术景观的扶持者，是经济景观的搭建者，也是意识形态景观的缝合者。可以说这个由陈秀莲牵头、一群华裔参与构成的音乐团体与政治共同构成中古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是中古友好国家关系和政治导向的产物，同时也作用于构建和谐友好的中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