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坛巨匠音苑大师 ----纪念丁善德院长九十诞辰-音苑名家-上海音乐学院

学院公告

音苑名家

乐坛巨匠音苑大师 ----纪念丁善德院长九十诞辰

乐坛巨匠音苑大师 ----纪念丁善德院长九十诞辰　桑　桐

　　时光易逝，岁月如流，我们敬重的丁善德先生故世已届六载，今年十一月，又正逢先生涎辰九十周年。值此时刻，不禁思念及先生昔日之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往年之爽朗言辞，亦似在耳际萦绕，令人不胜缅怀之情。
　　
　　丁善德先生自1928私上海国立音专后，其间除于1935年毕业赴天津任教两年，以及1942年为爱国正义而辞去母校教职，并在以后赴法深造，至1949年重返母校任教外，一直与上海音乐学院息息相关，成为国立音专创业发展之见证人，上海音乐学院兴旺昌盛之大功臣。
　　
　　丁善德先生作为我国著名老一辈作曲家，其“春之旅”、”快乐的节日”、“黄浦江颂”、“‘长征’交响曲”等大量作品，早已著称于世，美妙的乐声现仍不时缭绕于剧院厅堂和校园课室之间。

　　　1961年，创作《长征交响曲》时

　　作为活跃于海内外之音乐活动家，时见其以作曲家、音乐家、学院领导、音协负责人、艺委会主持者或评委的身份，策划或参与各项音乐活动，致力于促进我国音乐事业与国际文化交流之发展。

　　作为国内少数具有广博专业学识之理论家，他的论著，涉及音乐领域之各个方面，有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之研究，表演艺术之探讨，音乐教育之见解，尚看对音乐民族化问题之阐述和对西方音乐文化之分析、介绍、借鉴与交流之论题，并有众多关于中国现代音乐史实和其他多方面之文章，表现了他对音乐文化事业和有关理论问题之远见卓识和全面修养。

　　但丁善德先生为之贡献毕生心血和精力者，则为音乐教育，其音乐生涯即从音乐教学工作(1931年)始。至1995年去世时止，六十五年之音乐生涯，始终以音乐教育为主线。他既直接从事教学工作，数十年来，桃李盈门，人才辈出，成果丰硕，饮誉教坛，成为驰名国内外之资深教授。又长期从事于音乐教育之领导、组织和管理工作。1949年9月回国重返母校任教后，先为作曲系主任，后任我院副院长，一直主管教学业务、艺术实践和外事工作。他以充沛之精力，高超的才能，全身心地投入于领导教学之任务，切实努力于提高教学质量，强化教学组织，完善教学管理，开展艺术实践，促进教材建设和选拔优秀人才。以后在改革开放时期，虽历经风霜而老当益壮，积极投身于上海音乐学院之振兴发展，制订新的教学方案和教学计划，要求师生认真教学，刻苦训练，攀登艺术高峰。在丁善德先生之有力推动下，各系师生兴起前所未有之教学热潮。全院无论在理论著作、科研成果、音乐创作、青少年音乐人才之培养、国内外比赛之成绩方面，均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备受国内外乐坛瞩目之景象。凡此种种成就，均与丁善德先生之实际指导与组织实施密切相关，功不可没!即使在光荣卸任之后，仍时时关注学院教育事业之发展，参加作品评选、学术评议与职称评审等活动，并继续担任研究生教学工作。终其一生，未尝有一刻脱离音乐教育岗位，作为我国音乐界卓越之音乐教育家，诚当之无愧也!

　　丁善德先生自1928年入学始，其生活与工作在上海音乐学院有六十年之久，和学校命运与共，生息相关。而上海音乐学院七十四年的辉煌历史中，亦凝聚着丁善德先生之毕生心血、奉献精神和不可磨灭之功勋!

值此丁善德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上海音乐学院现任领导、昔日之同事、友人与学生，为了缅怀和铭记丁善德先生之巨大功绩，学习和追随前辈之奉献精神，特编印这一纪念画册和文集，以表对丁善德先生之深切迫思和崇高敬意。

　1986年9月，在欢迎新生大会上讲话

丁善德院长九十诞辰感怀　　杨立青

1991年9月，在上音大礼堂亲自演奏
自己的作品

1993年11月，在新康花园寓所阳台

　　每一个燃烧过旺盛创造力的生命，都会结历史留下深深的印迹，犹如江河东泻，奔腾而去，总会由婉蜒的河道，刻画出它奔涌不息的影象，记录着它曲折而磅磺的流程。

　　对于我们----曾经在上音校园里度过了数十个春秋的一代人来说，丁善德院长，就是这样一个燃尽自己，为铸造上音的辉煌散发了他全部光和热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永远铭刻在上音师生心扉深处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名字；就是中国当代音乐曲折发展的长河中这样二座记叙着它的成就与业绩的历史丰碑!

　　对于我个人而言，虽然始终没有直接拜在丁院长门下，亲身聆受丁院长耳提面命的幸运，但是，就象当年所有的上音师生一样，从他对于艺术崇高境界的憧憬追寻，对于事业和技艺的励志求精，到日常生活中的立身行事，无不深深受到他人格—精神魅力的陶冶和感召，这种潜移默化的因素对我个人事业发展的深远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更何况，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打从孩提时代，到踏入附中的门槛，直至“攻研”、留学，再重返母校任教----都曾多次蒙受他的关爱和教诲，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敢忘记的。

　　丁善德这个名字，第一次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是在少年时代。还记得，当我从父亲的唱片收藏中翻找出一张由丁院长本人弹奏的《儿童组曲》时，心中生出的那一份惊讶和钦仰：原来，在我们中国竞也有像拉赫曼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那样弹得一手好琴的作曲家！今天回想起来，日后我自已从附中学习钢琴，到上大学时转而萌生改攻作曲的念头，还真不能说与少年时代我和丁院长的《儿童组曲》的那一番际遇没有一点渊源关系。
　　自从踏上作曲这条艰辛的道路，丁善德这个名字。更是与我时时相伴。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为了偷偷学一点复调技法，丁院长的《单对位法大纲》、《复对位法大纲》和《赋格写作技术纲要》成了我最常翻阅的案头书；想搞清管弦乐配器的奥秘，又促使我把丁院长的《长征交响曲》的唱片在唱盘上磨了一遍又一遗，总谱翻得卷起了边……

1933年，在上海

　　“文革”之后，上音招收全国首批硕士研究生。我远在“边鄙”沈阳，因“文革”荒疏了学业，虽有跃跃欲试之意，却总有那么一点“心虚”，一时之间，举棋不定。最终，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情，鼓起勇气，寄书上海“投石问路”。在我一生的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又是丁院长亲自给我这个无名后辈回复了一封语重心长的长信，告诉我：“祖国的音乐事业和四个现代化迫切需要人才”，勉励我祛除顾虑和疑忌，赴沪投考。

　　在这之后的十余年中，我终于有了较之以往更为直接的机缘，接受丁院长的教诲。其间，我被上音派遣出国留学，乃至学成归国，在个人工作、创作、生活等各方面从丁院长那里所获得的支持和关心，可谓无以数计。但更重要的，却是他在精神、艺术、学术乃至品格上对我、以及整整一代音乐学子的巨大影响。我们都不会忘记，在百废待兴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作为主持工作的副院长，他在清理“文革”遗留问题以及部署学院建设、发展的规划上所表现出来的胆魄、睿智、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我们也不会忘记，肩负着学院的行政—教学管理重任、兼任着大量重要的社会职责，又承担着“文革”后第一代研究生教学工作的丁院长，在处理院内外事务时表现出来的清醒、果断、干练和高效的工作作风，在学科建设和学术讨论中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和在为人师长的教学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对后辈的循循善诱、爱惜呵护和严格要求；与此同时，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直至他的晚年，丁院长始终笔耕不息。其中，不但有洋洋洒洒、数以万言计的学术论著，还包括着从独唱歌曲、钢琴小品、直到室内乐重奏、协奏曲和管弦乐等多种体裁的艺术精品。这些作品，不仅显现出他一贯的机智、清新、精巧，和结构严谨、乐思机敏、语言独特的风格特色，甚而，时时令人惊讶地透出再度焕发的青春活力和纯真、质朴的“童心”。最最令我感动的是，丁院长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大师，对于时代、民族、国家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曾不止一次地表述：“自己的夙愿”，是做“开拓者的工作”，是“用自己的笔”写出“属于我们民族和我们时代的作品”，深为自己能“有幸脐身于开拓者的行列，为祖国的音乐事业作出贡献”而“感到无限欣慰”。并预言：“年轻的一代音乐工作者将在我们开拓的土地上耕耘，将在我们奠定的基石上建设。辉煌的硕果、巍峨的大厦都将出于他们之手”。

　　今天，丁院长离我们而去已有六年。值此躬逢他老人家九十诞辰纪念之际，特撰此文，以寄托感念之情。同时，也藉此表达我们一定不负所望，应竭尽全力，为上音的重铸辉煌，为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振兴作出贡献的意愿。

悲忆——记丁善德老院长三、四事　　江明惇

　　1995年12月3日下午，我去华东医院探望住院的老院长丁善德先生。见他正闭目静卧，以为是睡着了，正欲轻声离开，却见他睁开眼叫住了我。他神色非常倦怠，眼中仍闪烁着睿智而慈祥的目光。我说，明天我要去北京开会，只能今天来看望他，请多保重，待我四天后回来再来，还有很多学院的事情要向他汇报、请教。他则告诉我，这两天心绞痛频繁发作，但自己的感觉还可以。我出来时心里十分不安。傍晚时告诉了院办公室主任石林同志，请他第二天代我送一束鲜花，并与医生再联系一下。我在北京开会的第三天上午，文化部教育司的同志找我说学校里有急事要我打电话回去。在电话里，党委书记刘德玉同志告诉了我丁院长已于凌晨与世长辞的噩耗。我心里非常悲痛，想不到三天前在医院里的简短会面，竞成永诀!

　　丁院长光辉的一生，不仅在音乐创作和教育上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而且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即使在他不担任行政领导的最后几年里，仍然关注着学校和音乐教育事业，继续为之作出了贡献。在我担任院长后，从他的直接教诲中更是深切地感受到老一辈音乐教育家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和对后辈的爱护、关怀和支持。

纪念丁善德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在晚年，他对学院的具体工作参与很少，但每当我们工作遇到困难或困惑，前去请教他时，他总是非常热情，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他话虽不多，但常常是高屋建瓴，一语中的。 1991年年底，学院要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我到他家去请他担任“高评委”副主任，同时请教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他欣然同意，说：“职称评审，最主要是坚持标准，宁缺毋滥，更不能凭人情行事。我们要把学校办成一流的，就不能降低标准。”有的人认为自己在别的学校早就是教授，甚至他的学生在外地已经是教授了，为什么在上海音乐学院不能当教授?丁院长说：“上海是上海，外地是外地，标准就是不一样。你可以在外地当教授，但不一定能在我们这里够上教授资格。你把这个关把牢，学校的水平就坚持住了。”因为那年我是第一次担任学院高评委主任，心里还不是很有底，他好象有点看出我的心思，说：“你大胆地干，反正我也参加会，我会支持你的。”我当时感到信心增强了，心里非常温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音乐界的出国大潮方兴未艾，学校教师的出国比例也相当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和办学力量，很多人为此十分担忧。一次我和丁院长谈起这事，说我们在北京文化部开会时也提出这个问题，大家看法也不一致。我问他：“对人才外流现象应该怎样看待?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他说：“什么‘人才外流’，我看是‘走向世界’2有多些人出去学习，是好事。改革开放嘛，不要怕，以后会回来的。”简短的一句话，使人茅塞顿开。当时还有入对此不太理解，但事隔多年的今日，当年出去学习的人都纷纷回来报效祖国，为我们的师资队伍注入了新的血液，为学校专业水平提到新的高度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保证。事实证明，他这话是多么正确2丁院长的见解，正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看到事物发展的必然，从战略的高度作出了判断。
　　
　　1994年，国家教委有一个建设重点高校的“211计划”，很多学校都为能列入“重点高校”而积极争取，但我们学校规模小，又不在北京(我们学校当时还属文化部领导)，进入“211”的可能性极小。这将会影响我们学校的综合能力和竞争力。我为此十分着急。一次我向丁院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不用担心2关键是我们自己的水平是不是真正够得上‘一流’。你拿出真正高水平的人才和作品来，不仅全国承认你，就是国际上也会承认你。”他说：“让他们去争取国家的重点吧，我们争取做世界的重点!我们上海音乐学院是有这个实力的。”何等豪迈的气魄!就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人们的思路从狭小的境界中解脱出来，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

　　丁院长给我的教导和帮助，我终生记取。他祟高的精神境界印记在我的心中，永难忘怀。